治国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这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其特点，而齐国则是以“尊勤劳”为其特征。东汉的班固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而述鲁国则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汉书·地理志》）。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礼仪之邦。而齐人则素来喜欢“声色狗马”，一直到春秋时代，齐国人即便是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仍不免会经常做出一些“非礼”的事来。如齐国贵族庆封出使鲁国时，其行为就表现得很没有礼貌，鲁国人借赋《相鼠》诗讥讽他，可是他却“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战国时代，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乐器）、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战国策·齐策》）。

　　用人唯贤，“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国力强盛，但终有田氏代齐之事；用人唯亲，“尊尊而亲亲”的鲁国，国力渐弱，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为楚国所灭。周公、太公所预言，皆有应验。立国之本、兴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给后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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