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张先生所构建的新的哲学体系，其来源有三:“唯物”、“理想”、“解析”。换言之，他“综合”这三者以共同构建他的新哲学体系的主要内涵，即以“唯物”为基础，以“理想”为内容，以“解析”为方法。

　　其次，从概念的外延来看“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系包括了张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新论”的“四论”或者“天人五论”。

　　张先生在落笔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之前，曾反复考虑到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唯独缺少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决定要“弥补这项缺憾。”因此，他特地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名称作为《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副标题。

　　所以，张先生就选定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的有关层面入手，以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他所运用的方法，则是“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以及“考察概念学说之发展与其对立互转，这可以说是辩证法在中国哲学上之应用。”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里，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在“人生论”部分，他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比较早。”“人生论实是中国哲学所特重的。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这是张先生之所以要把“理想”作为他构建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之所在。

　　张先生从1942年起，计划将历年所得整理成为“天人新论”一书，其内容计划分为“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由于张先生当时身陷于沦陷区北平，失业长达6年之久，居无定所，如此艰难生活还每况愈下，虽然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著书立说，但他原定的写作计划却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至于第一部分“方法论”写得比较简单，只是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以及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关系的见解，遂改题为《哲学思维论》，写成于1942年。第二部分“知论”，原拟写出“知觉与外界”和“经验与理性”两篇，但仅写出前者，只进一步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遂改题为《知实论》，也写成于1942年。第三部分“天论”，原拟写出“事理论”和“心物论”两篇，结果只写出前篇，只研讨了事物与共相的关系问题，并较详细地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遂改题为《事理论》，写成于1943年。第四部分“人论”，只写出简要的提纲，提出了一个以刚健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遂改题为《品德论》，写成于1944年。“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

　　张先生为什么要写“天人新论”的“四论”呢?他明确回答说道:“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

　　张先生于1948年写成《天人简论》一书，加上“天人新论”系列的“四论”，他说道:“近年有的友人建议合称为《天人五论》，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初步结果。”并又一次说道:“我的哲学探索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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