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界最早有人将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命名为“解析的唯物论”。这一名称，涵盖了“唯物”和“解析”二者，并突出了张先生将“新唯物论”发展成为“解析唯物论”，但却丢掉了“理想”这个核心部分，因而也就缺少了“中国味”的特色(借用金岳霖和冯友兰两先生的话语)。并且，难免不有张先生本人所力求避免的“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之嫌吧?

　　又有人将其哲学体系称之为“天人新论”或者“天人五论”。天人问题，尤其是“天人合一”的问题，确系中国哲学的最显著特色之一，且代有新论。这一名称，当然是突出了“中国味”。但却未能全面覆盖其代表作，特别是将其成名巨著《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丢掉了。如上所述，张先生完整的哲学体系，应该既包括了《中国哲学大纲》、副标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一书，又包含了《天人五论》系列的五本书。分而言之，前一书为史，后五书为论，史与论有机结合而成一完整体系。

　　还有人将张先生的哲学体系称之为“新气学”。张先生之前流行的看法是，宋明哲学只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但张先生却独特地认为应增加“张载的气学”，共三大派。这是张先生对宋明哲学的一大贡献。“新气学”的名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张载虽是“气学”的创始人，但仍属于宋明时代新儒家的范畴。所以，如把张先生的“新气学”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和牟宗三先生的“新心学”相提并论，其结果有可能就把张先生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于有意无意之间也归之于“新儒家”的范畴了。这难免不有张先生本人所力求避免的“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之嫌吧?

　　张先生早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很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很认真地反复思考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他于1934年1月25日在所写的《中国思想源流》一文的“结束语”中，就明确说到“西洋思想之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在这种外来刺激之下，“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由于“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而“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他并强调指出“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不必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能是空谈。哲学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这充分表明，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严格要求既不能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也不能“采取新孔学和新墨学的形态”。这是张先生毕生一以贯之的精神。所以，他晚年回忆时还着重说道:“此结语实亦表述了个人的志愿和想望。”而他本人在构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中，不断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宿愿。因此，要不要区分所谓“解析的唯物论”与“追随模仿”“西洋哲学”呢?要不要分清所谓“新气学”与“新孔学和新墨学的形态”呢?我们给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命名时，难道不应该多尊重他本人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志愿”和“想望”以及他所构建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吗?

　　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提出要用“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此前暂用过“合三为一论”)来命名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就是以求能接近事实反映出他以“综合”的原则、“分析”的方法、“唯物”的基础、“理想”的内容，以重建中国哲学之新貌。其新貌也就意味着他的新哲学乃是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