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重视道德修养。在物质化、形式化追求中，清末新风俗渐渐衍成奢侈消费。比如，本意是“务求节俭，以挽回奢侈习俗，而免经济生活之障碍”（徐珂编《清稗类钞》）的“文明婚礼”，实践中却变得奢侈铺张，较之旧式婚礼有过之而无不及。赛车、赛马、踢球作为“文明游戏”也是泥沙俱下。民国初年，交谊舞在社会化、商业化过程中，与都市社会的颓废风气结下了不解之缘。汽车使城市交通得以改善，但潜藏的市侩气息随之暴露出来。民初轿车肇事伤人接踵不断，舆论讥讽北京的“十大特色”就包括“汽车在狭道上人丛内横冲直撞，巡警不加阻拦”；“高级军官不骑马，而乘汽车飞跑，若开往前敌然”（上海《时报》1919年8月12日）。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地市民视汽车为吃人的“市虎”。物质文明如果没有相应设施和道德规范加以配合，则可能成为危害大众的奢侈品。

　　针对这类现象，近代思想家不乏批评和建议。孙中山认识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并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民生主义（《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章太炎看到了社会进化的必然性，又对“进化之用”的负面效果有所认识，指出善恶“俱分进化”的情形。当民初风俗日益浇漓之时，他于1912年提出：“赌博启人侥幸心而妨害恒产，应严禁。其竞马斗牛等亦然。”“在公共场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杂沓，大坏风纪，应由警察禁止。”（《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近代知识界的重要刊物《东方杂志》重视倡导良风美俗。“一战”爆发后，该刊更是呼唤“先民勤俭节约”的美德，宣传“勤俭生文明”的观点（《说俭》，《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

　　陈独秀认为，爱国主义不只是“为国捐躯”，还应养成高尚的“国民性质”，即具备勤、俭、廉、洁、诚、信六种品德。“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我之爱国主义》）。蔡元培进一步揭示了文明消费的本质：“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如道路设施、电灯照明、普及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院等等，“所费虽多，而不得以奢侈论”。相反，“奢侈者，一人之费，逾于普通人所费之均数，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转以发生恶影响”（《文明与奢侈》）。这些看法揭示了文明的社会性和本质特征。

　　其三，摒弃近代文明观的殖民主义意识。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上层社会以礼仪和教养相标榜的文明观趋于淡化，以种族差异为核心的文明观取而代之。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以西方文明为价值尺度的话语霸权逐步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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