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大体在开化、有教养、人类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总和的意义上使用了近代文明概念，而其思想意识却不是西方的翻版。梁启超既承认文明、野蛮的差距，又不乏揭露西方文明虚伪性和列强侵略的文字。严复指出：“今之所谓文明，自老子观之，其不为盗夸者，亦少矣。”（《〈老子〉评语》）章太炎则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文明观，看到“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的现状，洞悉列强以文明为旗帜来进行侵略的实质。鉴于文明一词不能标示真正的是非和道义，他提出：“诚欲辨别是非者，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宁沾沾焉随俗为向背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鲁迅也反感近人“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的风气，指出历史上“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换言之，民族之间的强弱胜负并不一定表明文、野之分。因此，他反对一些人“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拂戾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的做法（《文化偏至论》）。

　　近代思想家对文明风尚的负面效果有所认知，对文明语话的思想蕴含有所辨析，但其思想见解多被社会时潮淹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以“文明”指称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而以“文化”概括人类创造、积淀的精神成果。在借鉴西学、反思时潮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正本清源，日益倾向于选择“文化”而非“文明”来进行思想探索。当时讲东西文化名噪一时的梁漱溟认为：“文化”与“文明”有别，政治制度以及“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而“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他把文明看作有形物质生活的“成绩品”，也包括社会制度，而文化则是抽象的人生哲学、精神理念以及道德修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者处于不同的价值层面。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亦有类似评论。他们赋予文化以更多的精神色彩并大加倡导，淡化了偏重形质、甚至带有殖民主义意识的文明话语，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潮由凸显趋同性的文明转向蕴含民族特质的文化。

　　大约在1919年，“文化”逐渐取代“文明”而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章太炎废绝“文明野蛮之名词”的呼吁在清末还只是空谷足音，五四以后则变成了现实。有人在1920年指出：1919年最流行的名词是“新思想”，现在则“‘新文化’乃代之而兴。”“通常所谓文明，盖指制度、文物、风俗、习惯等外的状态而言。至于文化，则兼有内的精神的意味”。故“今日之新文化，乃19世纪文明之反抗，所以补其偏而救其弊者也。”（《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19号）与东方文化派偏重传统不同,五四新文化人更强调以近代自由、平等以及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来完善精神生活。

　　综观之，近代所谓“文明”，是在西方观念和社会时潮双重作用下建构的话语，这个看起来受到全民信仰的价值理念，在近代中国并非至善至美，而是明显地带有工具化色彩。近代知识界阐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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