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世入世派，实超然观行为之正宗。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者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者也。

宗白华认为不仅是个人，而且人类文明的今向方向，也应造就这种精神人格。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文章中，着意弘扬的也是这种人格追求。宗白华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当时他所接触的叔本华、尼采的人生观有机地融合起来，提出了新国民人格与人生哲学，这也是当时许多思想者所追求的人格境界，鲁迅一生，不就是追求“魏晋文章，托尼思想”的人生境界吗？朱光潜信仰的不也是这种超世入世派哲学吗？宗白华在这里所揭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这种人生新的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转机，鲁迅和宗白华等一批新的文艺人物的产生，即是这种人生觉醒后的产物，也是那个“少年中国”年代兴起的产物，与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着犬儒风习的世态有如天壤之别。

宗白华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人生观的弊端是深有所感的。他指出当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社会风气的萎靡不振，大部分中国人沉溺于世俗之中，造成国民精神的总体失落。他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指出：“我看见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是过的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不曾感觉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推其原因，大概是生活战争太困难，物质压迫太繁重的原故。”宗白华认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中国人又没有固定的宗教意识的支配，其精神传统是以世俗为主，因此，世俗化在一定时代非但不是思想解放的标志，而且成了压制精神与思想的器物。宗白华虽然对于老百姓精神单调苦闷深为同情与理解，但是他毕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还没有像今天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惟恐从世俗之列中掉队，而是当仁不让地肩起启蒙的道义。他强调：

长此以往，于中国文化运动上大有阻碍。因为一般平民既觉不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那么，一切精神文化，如艺术，学术，文学都不能由切实的平民的“需要”上发生伟大的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上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运动才可以在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我们怎样替他们造出这种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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