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向来将季羡林和任继愈这样的老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学者谢志浩更将季羡林视作“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一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这一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地走在路上，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的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在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人面前，季羡林自居“晚辈”。学者钱文忠曾目睹这位老人年近80岁时去给这几位老先生拜年的情景，据说他每到一家，都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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