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

　　也许这样一种说法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社会心态：“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师，那么我们还有大师吗？”

　　“大师”身上种种珍稀的品质又一次为人们津津乐道。弟子晚辈们追述两位大家如何勤勉为学，干净做人。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

　　这个7月已然充斥着这种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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