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说:现在只懂西文的人并不能当好翻译。过去，政府请人翻译联合国文件，翻得最好的不是西文最好的人，而是朱光潜先生，因为朱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国文的底子好。

　　他又问我对繁体字与简体字的看法，我说我支持您提出来的“用简识繁”的主张。因为繁简字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简体字往往对应两三个繁体字，因此还原起来就容易闹笑话。他说:有人给我写信，说我是“泰山北鬥”，把北斗的“斗”写成斗争的“鬥”。他老人家当然是极不喜欢奉承的，他很看重文化常识的训练。他说，有一次颐和园修缮，写个告示，用了繁体字，但把“西太后”写成“西太後”了，指称皇、帝、皇天后土的“后”，被写成前後的“後”了。还有，海淀区的“淀”，本字如此，却被人写成澱粉的“澱”字了。我也笑着补充了学生们常犯的错误，如子曰诗云的“云”，被写成天上云彩的“雲”。还有，一个“复”字对应三、四个繁体字，如不会识繁，意思可能会弄错。

　　他很关心新出土的楚地简帛，我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楚竹书的出版与研究情况。他对我说:看来，过去只谈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不够的，还是两河，包括长江流域，长江文化很重要。从上游三星堆到下游河姆渡、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化的多源头。他告诉我，他有一位博士生研究青铜器，对商代妇好墓中的青铜等的成分做了研究;铜、锡、铅中，铅的成份与三星堆的一样。又说，妇好墓中的玉器的原料来自和田。他认为，我们对古代文化交流的能力往往估计不足。

　　关于颇遭诟病的当下的学术评价，我向他报告说，现在上面对学校有不少检查评估，要我们填很多表，找很多材料，要附历年的批文、证书及出版物的原件、复印件等，不甚其烦。他说，过去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前几批博士点，我们没有看什么材料，一合计，非常准，哪些先生有学问，哪里可以设博士点或是重点学科，心里很清楚。

　　我怕打扰任先生，只谈了四十分钟便告辞了。任先生很平实，很亲切。头一年老夫人冯先生去世，我们不知道，没有看望。任先生对我们武大几代人都很关心、提携，对我等晚辈后生关怀备致。

　　1984年春，为了解熊十力先生并搜集、整理熊先生的资料，在撰写有关熊先生的硕士论文前，我曾到北京拜访了任先生与夫人，他们热情接待，跟我谈了很多趣闻、掌故，谈到抗战时熊先生在北碚与后来在北大的行迹，他指导我应如何研究熊十力哲学。熊先生是任先生的老师，是湖北黄冈人，任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汤用彤先生是湖北黄梅人，我也是湖北佬，故我们聊起湖北来，十分投缘。1990年，我的博士论文《熊十力思想研究》写成后，萧师让寄任先生审查。任先生亲笔写了评阅书。1990年9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遵照任先生等专家们的批评与指教，修改完善，于1993年正式出版了《熊十力思想研究》。1993年8月，任生生专门赠送他的著作《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给我，并亲笔题签。任先生与石峻先生等还应萧老师邀请于1994年11月来湖北黄梅出席我校主办的“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萧老师让我接待、陪同任先生。1997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曾到三里河寓所拜访过先生。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出席过他主持的有关中国哲学史学会与中华大藏经方面的工作会议。承蒙任先生、萧先生、方先生与其他先生的提携，推举我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

　　任先生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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