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呼应任先生，我写了一篇《“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的文章，《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国学版发表了此文，并配发了编者按，该报发表时改标题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拙文发表后引起了讨论。
任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他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一样，是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时，避免、平息了一些纷争，拯救了学会及其刊物《中国哲学史》。他是务实、勤奋、有学术眼光与组织能力的学术领导人，毕生为学术事业操劳。直至晚年，他长期保持的生活习惯是，清晨四、五时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不睡午觉，坐着打个盹即可，晚上读书至十时就寝。
我很怀念这位长者。
2009年7月11日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