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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最后六年
病榻岁月
从2003年2月21日到2009年7月11日去世,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度过了最后的6年。
病房是个套间,门口旁是一个卫生间,然后是卧室,中间有张书桌,后面是个书架,再往里是个小房间,由陪护的秘书李玉洁居住。不大的阳台上摆放着绿色植物外,还有几个大的塑料盒,里面装的是书籍和资料。
在301医院住院期间,季羡林的日常生活起居,安排得非常规律,早上6点,起床开始读书写作,吃完早餐,简单锻炼会身体,接着是让助手读书念报,中午12点吃完午餐后,一直睡午觉到下午3点,随后是接朋见友的时间,吃完晚饭后,他从7点一直睡到次日早上6点。他的《病榻杂记》就是在医院里完成的。
老秘书李玉洁陪伴季羡林度过了最后7年的大部分时间。李玉洁的老领导,北大亚非所原办公室主任杨守学解释说,李玉洁原为季羡林的邻居,上世纪50年代,丈夫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为特务,时任北大东语系主任的季羡林在政治和生活上都给了李玉洁大力帮助。此后季羡林在北大组建南亚所,李玉洁从国家外文局调来,与季羡林一起工作长达近二十年。1990年代中期后,因为父子决裂,季羡林无人照顾,李玉洁从此成为他十几年里的工作和生活助理。
从季羡林的文章来看,他对李玉洁的照顾充满了感激和满意。在这段日子里写的《我的家》和《九十述怀》中,分别说“有位老同事天天到我家‘打工’———为我读信念报,操吃操穿,处理杂务,照顾我的生活,不似亲人,胜似亲人。”
唯一的烦恼是登门的访客过多。找季羡林的人里头,有他的弟子、同行、朋友,有来采访、约稿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编辑,还有家乡和海外的亲朋好友们。这时候只能是李玉洁出来拦驾,“这往往会得罪那些不能进门的人”。2006年8月8日下午,为季羡林95岁大寿操劳过度,连忙了3天李玉洁,因高血压昏迷摔倒在地,十天后才苏醒过来,但她再也站不起来了,甚至不能回家,一直在301住院至今。
不久,北大派来了新的秘书杨锐,接替李玉洁照顾季羡林。针对曾经的“秘书虐待”说,季羡林的邻居和老朋友乐黛云认为,“我不觉得杨锐是一个坏人,她对季老也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吃饭的时候,她经常给季老擦嘴,或者身体不好的地方给他揉捏,对他非常亲切。”
与儿子和解
7月19日,儿子季承和北大校方代表一起从301医院接走了季羡林的遗体。在季羡林去世前后,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始终为媒体关注。
按照季承的说法,父亲和自己感情淡薄是因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因为家庭贫困,在季羡林6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了济南讨生活的叔叔家里。等到他读高二时,按照叔叔、婶母的安排,他和后来的夫人彭德华结婚。
因为对婚姻不满,加上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季羡林在很长时间里,不肯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上清华了,清华毕业就回济南,也没有住在家里。然后去德国,一去十一年,回国以后到北大教书,又过了一年,才利用暑假回家探亲。”季羡林传记作者卞毓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家人在50年代于北大朗润园的房子里终于团聚之后,季羡林和妻子仍然保持分居。季承回忆,同事们给父亲买了一个双人床,季羡林坚决拒绝,要把它退掉,后来换了单人床,还是一个人一个屋子。这让季承和女儿婉如很痛苦。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同情母亲,他们经常帮助母亲洗衣做饭,干家务活。天长日久,家庭的矛盾从那儿开始了。“我父亲对这个家庭有一种感情上的抵触,为了要在济南活下去念书,他必须接受长辈安排的媳妇,他又没有勇气摆脱,只能一直维持这个关系,造成他内心和外部家庭、社会有一种矛盾的状态。”季承说。
1996年,在奶奶和母亲接连去世后,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突发呈现出来。《季羡林全集》编委会负责人柴剑虹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一是因为儿子跟保姆好上了,另一个就是老伴走了,为了丧葬费的问题跟儿子发生争执。”
季承认为,真正让他们决裂的是因为儿女对母亲的好。“当时我母亲在医院里头,我整天忙来忙去,他觉得我们对母亲要比对他好。所以有次他说,‘甭管你多辛苦,你做的事情是为你妈做的,你妈死了以后你不会孝敬我的,你现在走吧。’不让我住在北大了。”
直到去世前一年,季羡林季承终于父子和解。去年11月13日,季承带着妻子和儿子宏德到301医院看望父亲。此时,在场者心酸地看到,季老身边没有什么现金,从护工那里借了3000块钱当红包,发给了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子。
本报记者张英实习生杜越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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