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
又三年后，导致李陵兵败的李广利率七万人再次出征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投降了匈奴，也做了“汉奸”。这是李陵事件的第二个回响。
司马迁两次为李陵辩护，后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其实恰恰相反，即使两人同事很多年，却连一次酒都没喝过。司马迁到底为什么拼着身体残疾也要为一个“汉奸”辩护，已经成了千古之谜，我们知道的只是，在李陵的有生之年，即使被匈奴封为右贤王，却从来没有对汉朝作战。
40多年后，汉朝和匈奴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的敌国变成了友好邻邦，而此时李陵已死，还有谁为他平反？
李陵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身世和评价最复杂的“汉奸”了。因为他，司马迁遭宫刑，在狱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被誉为“不虚美，不隐善”，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河。
曹无伤，中行说，李陵(司马迁)，李广利，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这些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汉奸”，行为不一，结局不一，而且每个人行为中蕴含的意味都非常复杂，不像后世的“汉奸”，一旦光复，自己都灰头土脸，低人一等，活脱脱一副丧家的“汉奸”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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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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