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的最高位置，一片青黑色的飞檐下，刷出鲜红的一块，上而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这些字是王锦悌刷上去的，那么高，不知道那么大年纪的他是怎样爬上去的。这个70多岁的农民，就这样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给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印出了一张鲜红的名片。

　　2005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经过41次开庭审理后，承认了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全部事实，但同时宣告中国的原告们败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原告再次败诉。细菌战诉讼走入了僵局，在日本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的道路走到了尽头。

亲历者仍活在战争创伤和贫困中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将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锦悌只是战争受害的一个代表，在他背后是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人体实验、毒气弹的受害者们，他们的个人权利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才被关注和提及，而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道歉和赔偿。

　　王锦悌的生活状态也代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衰老而贫困。

　　和王锦悌一样，许多战争亲历者将带着内心的战争创伤和身体的战争伤痛死去。

　　“我可以带着他们打官司，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贫困。抚慰战争创伤，让他们安享晚年应该是全社会的事。”王选说。

　　而王锦悌的死，又预示着一段鲜活的历史的渐渐消亡。“修补战争历史黑洞，抢救战争记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说这是必须在10年之内快速进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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