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学术论文大多“正襟危坐”，刘小枫的文字则素来有些“天马行空”。只要能把“思想”真切地表述出来，“行文”又何必在乎条条框框呢？《“诗学”与“国学”》排了9页，将近2万字，竟然没有设置二级标题，但我这个责任编辑，却实实在在步入了“先睹为快”的境域，又一次折服于一种叫做“形散而神不散”的写作技艺。是啊，亚氏那部名著的书名何以不能译为“创作学”呢？刘小枫熟谙希腊文，他对此所做的语源学分析——读者未必都看得懂，所以，我们更有必要读一读他说的这段话：

　　凡读过《论诗术》的读者都知道，在《论诗术》中，作为叙事诗人的荷马与肃剧诗人们的关系被亚里士多德黏得很紧。这意味着，通过阐述肃剧诗人的写作方式，亚里士多德为诗人传统辩护，回应了修昔底德在民主时代所挑起的诗与纪事的竞争：修昔底德以纪事原则挑战荷马，亚里士多德以戏剧诗人的原则挑战纪事原则，从而显得是在维护雅典的诗教传统。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这部讲稿中的举例，以荷马和肃剧诗人为主，没有谈到各种抒情诗（包括合唱性凯歌）、诉歌等等，而荷马叙事诗和肃剧诗恰好是雅典曾经有过的最值得重视的两种政制形式（王政和民主政制）的表征——荷马叙事诗属于王政。总之，《论诗术》明显关乎古希腊的城邦“诗教”，绝非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如今不少学者喜欢从现代所谓“戏剧学”的角度来绎释《论诗术》，结果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最终一无所获。

　　亚里士多德的那部名著，哪里是教你如何去写诗啊？亚氏心中的“诗”，关乎的是“王政”，关乎的是“诗道”。既然如此，书名就不能译为“创作学”，刘小枫选择了一种叫“论诗术”的新译法。晓得刘小枫的立意之后，再去读《“诗学”与“国学”》的内容摘要——“《诗学》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我们就可以从“副标题”正式迈进“正标题”了。

　　《“诗学”与“国学”》有3页谈中国古典的东西，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刘小枫笔下的“国学”，就是当今被爆炒的那种“国学”吗？好像不是，因为刘小枫分明说“国学”亦即“政制学”。但是，似乎又有割不断的关联，因为刘小枫深情的“国学”即是“《诗》学”。刘小枫是川人，清末民初的廖平也是川人。《“诗学”与“国学”》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次引廖平的《知圣篇》，就是坚持像廖平那样去思考一个看起来很好理解、其实非常难以理解的传统经学问题：为什么孔子特别重视诗教？为什么孔子花很大精力删诗？走完了廖平架设的“桥梁”，刘小枫也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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