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作为我们的“城邦学”的门径，不仅见于与其他各经的关系，也不仅见于《诗》的义疏四家，因为，既然“收言语、政事、文章之效”，那么，后世发为议论的子书、记载政事的史书和发乎心志的文章及诗篇，也都当归宗《诗》学——用今天的话说，《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中国古典诗学的骨骼。忘却我们的《诗》学，仅知道有“创作学”，仅仅表明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民主政制时代。

　　“仅仅表明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民主政制时代”，言下之意，“民主政制时代”并不是很理想的社会愿景。刘小枫为何会这样讲？二校《“诗学”与“国学”》的时候，我在三段话的旁边做了特别的记号：一段是“在苏格拉底身处的民主政制时代，哲学已经进入‘市场’，尤其对年轻人颇有影响”，另一段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面临的处境与孔子不同，倒与我们如今的处境相似：语义哲学已经取代了传统诗教。在这样的处境中，智术兴盛、‘作’家蜂起一点不奇怪。面对这样的局面，倘若要坚持‘述而不作’，实在非常困难”，还有一段是“在柏拉图笔下，甚至连苏格拉底本人最终也成了诗人（参见《斐多》）。通过自己的‘作’，柏拉图使得‘诗’重新获得教化的主导权，成为后民主时代有效抵制智术式的哲学教化的中坚”。

　　对于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来说，一个负责任的编辑有可能也是第一位慧心地阅读着的读者。以上三段话至少告诉我：在刘小枫看来，一旦民主政制时代降临，哲学就会市场化，语义哲学就会取代传统诗教，这个时候“述而不作”太难了，但又得有人去为“诗”而“作”，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让“诗”重新获得教化的主导权，并以此去有效地抵抗后民主时代那种智术式的哲学教化。

　　当年编《霍布斯的“申辩”》，我喟叹过那句话——“在哲人群体内部，当然没有异端这回事情，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有哲人都是异端”。如今编《“诗学”与“国学”》，我却看到刘小枫另一种态度了，他甚至这样说道：“何为‘异端’？对礼教来说，哲学就是‘异端’。倘若孔子有哲人品性，‘述而不作’便无异于隐藏起自己的如此品性，以防泛滥成灾。”真想问一问小枫先生，他当年说的“哲学”跟如今说的“哲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假如不是，今天以牺牲“哲学”为代价去吁求一种叫“诗学”的东西，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采取的路数就是廖平式的“今文经学”么？难道这就是刘小枫心中的“微言大义”？

　　幸好对于《“诗学”与“国学”》一文，我不过是“责任编辑”而已。责任编辑也只是普通读者，当然任何一个读者也都有自己的自由去获取自己所希翼的观念。因此，搁置起所有的困惑之后，我依然会以为刘小枫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译为“论诗术”有其深意存焉，依然会觉得——《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依然会陶醉于《“诗学”与“国学”》倒数第二段所说的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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