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艰巨的，也是令人痛苦的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这位美国研究者对白话文运动本质的剖析之深刻令我莫名惊诧。我实在没有想到，在一个知识分子不曾经历从天到地的巨变的国度，竟有人如此深刻地说出了点东西。然而他说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却是出于他的想当然。历史常常会有“不虞之祸”，胡适们并不那么深刻，他们的本意只是要倡导"人的"文学，但历史却回报给他们一个彻底非人的时代。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十余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张之洞在他的经典著作《劝学篇》②当中，就提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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