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平反后《人民日报》社编辑的回忆文章，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在整个文艺界被要求批判胡风的形势下，该报编辑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

走不出的“胡风事件”

　　所谓的舒芜叛党问题，是指舒芜一度曾加入中共，后来又脱党。这在当年的形势下，无疑是属于历史反革命。舒芜本人在后来文章上似乎从未解释过此事，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中也没有涉及。我一直有这个疑惑，但总是没好意思问，现在舒芜西归，也就无从问起了。

　　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这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风案是反右乃至文革的前奏，舒芜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文革期间，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老师数量非常惊人。

　　有人说舒芜一直没有对交信表示忏悔，其实舒芜多次在文章中对此表示了忏悔，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序言中，舒芜就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可是，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尽管这从1999年开始，就是完全公开的材料。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唯一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或是有偏差的信息占据了舆论主流。

　　胡风案在1980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一些文人把胡风树为“高标”，为理想殉道的“圣人”，通过贬斥舒芜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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