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轻人建立平等对话关系

　　时代周报：读完这本书发现，很多作者回忆自己七十年代里阅读内容、影响最大的书或者文艺种类，大多是西方的文学、哲学、美术等，为什么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更对西方文化感兴趣？这种选择，是否也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对“国学”一直衰弱至今是否有影响？

　　北岛：这确实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即以阅读西方文史哲的书为主。首先，这些书在当时多是禁书，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来说，这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像五四运动，往往要借助外力来反“传统”。我们当时处在某种带有强制性的“革命传统”的束缚中，要挣脱这束缚，就要借助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源。这在其他文化的造反运动中也是常见的。比如，美国的“垮掉一代”，借助的是禅宗或喇嘛教，来反抗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传统。关于“国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我看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时代周报：您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概括70年代的词是“早熟与独立”等诸多美好的词；这让我想到我们对90后用词多是“脑残”、“娇气”、“大手大脚”等负面词，人们是否总是不经意间看高了自己这代人，而看轻了其他相邻的一代人？70年代难道只会让那个时代的人“早熟独立”而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么？

　　北岛：恐怕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时代的倾向，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我们编《七十年代》这本书绝不是为了怀旧，这一点李陀在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不着我再重复。其实在我心中期望（这不一定代表李陀）的主要读者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既不是忆苦思甜，也不是说教，而是和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说到年轻一代，不能用“脑残”这样的网络词汇戏谑化简单化。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比我们当时的处境更难。在一个娱乐与消费的时代，一个媒体掌控话语权的时代，一个体制与金钱合谋的时代，他们面临巨大的迷失，这甚至也是整个社会的迷失。我们当年也迷失，但由于压力比较直接，反而容易辨认反抗的目标，找到走出迷失的方向。而如今的压力是无形的，是来自各个方向的，这种迷失往往更让人绝望，更无所适从。如果《七十年代》能为他们提供一面镜子，一种精神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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