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进士，嘉靖初督学山西期间，撰《河汾燕闲录》二卷。其中上卷引《历代三宝记》“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后，陆氏发挥道：“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万历年间，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4引“陆子渊《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先是陆深误解文义，胡应麟则径改文献，方以智(1611-1671)、袁枚(1761-1798)等等，皆由胡氏书转引陆深语，“雕板”云云，遂相沿成习。《中国雕板源流考》从《提要》引作“雕造”，解读文义与胡应麟、陆深无别，“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谓隋代已有雕本”，则一误再误矣。按：《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祕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由是观之，“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者，即雕刻佛像以“重显尊容”，撰集佛经以供“官写”、“别写”暨信众转写，隋时并无雕版印刷佛经之史实也。
于此种误读，王士禛(1634-1711)于《居易录》卷25中早已进行过辨证，云“毁像残经”者，“像”指佛像，“经”指佛经。“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者，说的是雕造被毁之佛像，撰集残缺之佛经。“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连读之误耳”。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四库提要》也批评胡氏“引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为证，然史文乃‘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非雕板也”。“史文”云云，抑亦想当然欤?近世相关出土文献，也可提供有力佐证。罗振玉据伯希和所得部分经卷，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登《东方杂志》6卷10期(1909年10月)，同时由广雅书局莫棠活版印行，改题《敦煌石室记》。首自叙缘起(即“发见之原始”)，次书目。罗氏所见诸书中，有刻本《陀罗尼经》十余纸，“(一)一切如来大尊胜陀罗尼，二朝灌顶，国师三藏大广智不空译。每行十五六字不等，其字似初唐人写经。又‘国师’之‘国’字上空一格，其为唐刻本无疑。(二)大隨永陀罗尼，经末有‘囗杨法雕印施’六字。(三)大佛顶陀罗尼，经末有‘开宝四年十月廿八日记’十字。(四)大隨永陀罗尼，经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经末有‘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雕板毕手记’十三字。此外无年号者甚多”。
《中国雕板源流考》引《敦煌石室书录》，“书录”当系“书目”之讹，内容即上述第四种，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王文沼雕板印本。大英博物馆、日本国立博物馆藏有王文沼雕板本《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本残》，系纸本单张印刷品，卷面立体为陀罗尼轮，轮之中心为菩萨像，坐莲上，八臂，手中各持法器，像周围以梵文神呪，颠倒廻环至十九圈。轮外右上方有“施主李知顺”，左上方有“王文沼雕板”，轮外下底矩形框内刊印发愿文：“大隋求陀罗尼；若有受持此神呪者，所在得胜。……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毕手记。”每行九字，二十一行。据此检视罗氏《书目》，有数处著录错误，主要是把“大隨求”之“求”误认为“永”。稍后罗氏撰《莫高窟石室祕录》，登《东方杂志》六卷十一、十二期，在“雕本第二”部著录该卷“大隋求陀罗尼”，改“永”字之误，又增“隋”字之“讹”。《中国雕板源流考》所引，乃将罗氏《书目》、《祕録》两篇之讹误累加，进二割裂篇题，以就己意。众所周知，“陀罗尼”为梵汉音译，指诸菩萨倡导善行、制止恶行的真言以密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呪”、“一切如来大尊胜”、“大佛顶”、“大随求”以及“佛顶尊胜”“无垢净光”、“遍身香如来”、“金刚摧一切罪如来”、“大般若波罗密多”等等，分别是数以百计的中国的“陀罗尼”名，无论译写何字，与中国的王朝名号都是不搭界的。《中国雕板源流考》竟析出“大隋”二字，望文生义，擅增“翻雕隋本”四字，累及罗振玉，为论者所非议。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始道为之耳。”胡应麟《经籍会通》卷4：“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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