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前文曾引到《宋史·李舜举传》之记载：

退诣中书，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闻者代珪惭焉。

“闻者”代王珪“惭愧”的，正是李舜举一介宦官，较之王珪这位士大夫，却更自觉地维护着礼法。

宦官的“准士大夫倾向”还表现在部分宦官具备了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感之上。如刘承规被称为“沈毅徇公”，“自寝疾惟以公家之务为念，遗奏求免赠赙诏葬”；秦翰“以方略自任”，曾经欲不计生死行刺李继迁，后为平赵保忠之叛，竟不惜矫诏，其“轻财好施”、“能得众心”，死后不仅“禁旅有泣下者”，连给他写碑文的杨亿都“以其不蓄财，表辞所贽物”，至仁宗朝孙沔上表，还不得不承认“秦翰等数人，履行端谨，节义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⒄。至于李舜举战死永乐，断衣襟书遗奏：“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其以国事为念，士大夫亦不过如此。

此外，宦官的“外朝化”，亦是其“准士大夫倾向”的重要表征。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向来有“中朝”与“外朝”之别，宦官本来应当是“中朝”的天然成员，亦即为皇室之“私属”。⒅但考察此历西事之24名入传宦官之事迹，却可以发现，这些宦官究竟属于“外朝”还是“中朝”，已然变得模糊。较为典型者如宦官李祥，根据《宋史·李祥传》，其“在熙河二十余年”，一生所经历之重要职务，几乎全是外任武职，其升迁皆是因为战功，除去他“宦官”之特殊身份之外，他与一个普通的武官几乎毫无区别。而宋人谓“繇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亦很难说李祥还是皇室的“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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