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祥这样极端的个案，其余的宦官，虽然“出则总边方之寄，归则守内庭之职”⒇，但当其差遣在外之时，同样要受有司节制，类似外朝之官。以李宪之贵，副赵卨为招讨副使，赵卨一言“节制号令宜归一”，而李宪便不得不罢职离去。

要之，我们不能据以上分析便武断这些参预宋夏关系之宦官已经与士大夫无二，不能据此便说他们已经不再是皇室的“私属”。恰恰相反，这些宦官身为皇室“私属”之证据同样很多；少数宦官之自觉，亦难以证明其全体皆有此“自觉”，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是窦神宝这样受到正面评价的宦官，依然会“畜货钜万”，而且士大夫阶层亦同时天然地排斥着宦官群体，二者的矛盾与斗争并未完全消除。但是我们亦必须承认，“准士大夫倾向”在这24名入传宦官身上，确然存在，北宋的宦官，开始逐渐表现得更象是士大夫，而非身为皇室私属的宦官。本文限于篇幅，未能深入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有一点必须在此特别指出，虽然传统史家将“童贯之祸”视之为北宋的“奄祸”，但若进一步考察童贯之事迹，则可发现，其除了具有“宦官”这一客观身份，并且借此取得进身之机会以外，其余所作所为实与一个普通的权臣并无二致。而北宋一朝宦官，与汉、唐、明三代之最大不同，正在于北宋有“阉人”而无“阉党”。北宋可能存在过“权阉”，却从未存在过一个“宦官利益集团”，这才是“宋朝无奄祸”之真实描叙。出现这种情形之原因颇为复杂，亦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但是这24名宦官表现出来的“准士大夫倾向”，或可以从某一个方面提供注解。

四、 余论

北宋宦官在涉及宋夏关系的广泛领域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这一部分历史的运转。但对于这种影响，既不必过于夸大，亦不必刻意贬低，参预宋夏关系之宦官，有若鱼龙，如窦神宝、秦翰辈建功立业者有之；似李宪、张继能辈褒贬不一者有之；象童贯、王中正辈误国害民者亦有之。草率的二元价值评判，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的。要之，本文的重点，只是揭露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应当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造成此现象之真正原因又是什么？此皆为本文所不及者，亦有待于学界更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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