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从文体角度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论”这一类。史论是“论”的一种，它本来是指史书撰写者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字，一般附在史书的“本纪”、“列传”之后，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结尾以“太史公曰”引出的赞语便是典型的史论。后来，凡是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说文，也都称为“史论”。史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注重修辞，在说理的同时也往往具备较强的文学色彩，富有美感。汉贾谊的《过秦论》、宋苏洵的《六国论》、宋苏轼的《留侯论》、清姚鼐的《李斯论》等，都是著名的史论。

将敦煌唐写本《辩亡论》和《三国志》、《昭明文选》当中收录的《辩亡论》对勘，可以发现唐人写本《辩亡论》中存在着很多异文，比如“如此”和“若此”、“川流”和“顺流”、“而”和“则”、“于”和“乎”等。这些文句语意相同，而用字则略有不同，相互换用的都是一些意义和用法都很接近的同义词、近义词。这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传播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写本时代，书籍的流传主要通过传抄这一途径进行，抄写者往往并不是一丝不苟地原样抄录前人的作品，而常常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对文章语气的体会，有意无意地对文辞略加修改，从而使得书籍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发生演变。这些演变有的能反映出语言、文风甚至社会历史层次的演化，因此，异文不仅是重要的校勘资料，也是文化史、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资料。

陆机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纸在文士阶层中开始普及的年代，洛阳纸贵的典故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书籍通过纸进行传播的史实。由于纸的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为了记诵准确，边读边抄，并不严格遵照原文，遇到虚字或文辞不顺处则往往随时改易，有时甚至还“广略去取”，只抄录需要记诵的部分。可以说，流传到今天的每一篇古文、每一本古书，都承载着历代传播者留下的痕迹。

同时也可以发现，唐写本中也存在着不少异体字、俗字，比如把“纲”写成“?”，把“弛”写成“?”，把“轨”写成“?”，这些字形与标准字形（唐代称为“字样”）在结构与点画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体现了唐代士人和民间书写汉字的原貌。对于文字学的研究者来说，唐写本《辩亡论》与其他出自敦煌的写卷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文字使用状况与汉字演变的珍贵资料。

敦煌本《辩亡论》为卷轴装。卷轴装是中国古书的一种装祯形式，它是将纸张粘连成长幅，将以竹木材料制成的轴粘在纸的一端，把书幅由左向右收卷在轴上。在纸发明以前，古人用竹简和缣帛作为书写载体，简帛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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