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二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朱熹:《论语集注》)

　　根据上文可见，传统儒家学者是反对“以德报怨”的，其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认为这种做法不“诚”。缺乏原则性，具有目的性，并非发自内心。“宽身之仁”，郑玄注:“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怒，非礼之正也。”孔颖达:“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都认为“以德报怨”缺乏原则性，是一种滥施感情的行为。为了苟息怨祸的“德”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不可谓真正之“德”；也不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的原则，“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第二，认为是“取怨之道”，对社会形成不良影响。对待怨恨、仇怨时应以率直、坦诚、理性的精神予以回报，或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皇侃说:“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他认为“以德报怨”是种对社会的不良导向，表示反对。

　　第三，认为“以德报怨”的背后实质上是私欲在作祟，朱熹曾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明确的说，“以德报怨，亦是私”。

　　第四，认为“以德报怨”陈义过高，事实上难以实行。朱熹的弟子亚夫问学于朱熹，问到《论语》中“以德报怨”之处，朱熹的回答是:“‘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无一件可以报德。譬如人以千金与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当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与之，却是何理？视与千金更无轻重，断然是行不得也！”

　　由此可见，古代学者对“何以报怨”的问题多承袭孔子的观点，对“以德报怨”是持反对意见的。

以直报怨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