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多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翻译《批评史》，杨自伍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到2006年译完《批评史》的最后一卷，他已跨入了知天命之年。青灯黄卷旦复旦兮二十五年“磨”一书。杨自伍对此无怨无悔。他以《易经》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勉励自己，“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做一件值得的事情，同时要善始善终。这是我治学的基本原则。”他以父亲等老一辈学者淡泊名利、严谨专注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楷模，既然选择了学问，就是选择了寂寞，把在人心浮躁的年月中持久不懈地完成这项跨世纪的工程，视为自己的文化使命和责任。
在翻译《批评史》的过程中，杨自伍得到了孙家晋、方平、吴劳等老一辈翻译家的支持和鼓励。他也十分感激译文社几届领导对他始终不渝的支持。在上世纪90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在编辑第四卷的时候，我国已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当时国内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出版社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而像《批评史》这样的“高精尖”产品属于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之类，但是译文社的领导却认为一个出版社重在文化积累，向读者提供高层次的精神食粮，于是决定购买《批评史》的版权，坚持要把《批评史》出全，当时的译文社领导亲自致电杨自伍，约请他继续合作。
2006年译完八卷本的《批评史》后，杨自伍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修订工作中，这一修订又是三年多的光阴。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处理，纠正谬误和完善译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原本可以翻译更多作品的杨自伍，把时间和精力再一次奉献给了完善这部译著上。这仍然出自强烈的文化责任的驱动，杨自伍说：“至少我想证明，在我这个年龄段从事文学和学术翻译这项工作的人，在回顾前辈的翻译家的教诲培养时，还是有所薪传，这或多或少可以继续影响到下一代。”
经过杨自伍和译文社持之以恒的努力，《近代文学批评史》八卷本修订版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列入国庆60周年献礼书，这也是翻译家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的一份真挚厚重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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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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