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如危崖转石势不可挡，又提醒人们旧的东西除而不尽死而不僵，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生长缓慢的树木质地尤其坚硬，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顽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细胞却会千方百计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找到它栖身之处。“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默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新旧文化的递嬗既有反复，又有羼杂。历史的进程不无诡谲之处，“文革”大扫“四旧”却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而“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但先生并不悲观，“近代中国破一分封建即前进一步”。尽管封建尘垢顽梗难化，“但一百多年来没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体，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历史的逻辑表明：“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服从民族运动（反帝）是有阶段性的；民族运动服从民主运动是时代的持久要求。”

    陈氏史学，以识见长。这种“识”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妙言隽语，而是史学家厚积薄发朝夕思辨的灵光一现，它不仅出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源自对现实的关怀。

    先生认为从历史探测现实，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声学界的论文（《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录》中，先生则将其犀利的史笔直指当代社会。

    他明言：“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而“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学的，有的甚至离科学很远”。“我们做过‘一天二十年’的梦，得到的却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说别人走了二十年，我们才走了一天。”反思是为向前看，身处时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火车是近代化的使者，它开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会跳起舞来（车经湘西的怀化、麻阳、吉首、古丈、大庸想起）”。当然，与时俱进不等于与世俯仰，智者的价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历史表明改革的艰难并不亚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度”的把握尤为不易：“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体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先生晚年反复探究革命和改良这一历史命题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是这样，可是历史的自身还会有那样”，历史的诡谲之处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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