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二

    对于传统，先生并不一概抹杀：“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的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他指出：“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同样，对新陈代谢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要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对于儒学，先生的评判也是一分为二的：“儒学是抗拒腐败的，但儒学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剂。”“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

    至于那些以反孔或尊孔为进身之阶的文化骗子，先生就毫不客气了。新儒学的某些拥趸奉孔子如天神，将儒学奉为通行天下的万应灵药，对这等似新实旧的冒牌货，先生下笔如刀，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痛快！确实，在一个假货泛滥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对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旧货色的文化贩子，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劝别人信，有时是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在先生的晚年，时代虽已步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但“文革”的阴影仍让人心有余悸，“左”的羁绊使人们动笔撰文常有“下笔如有绳”的感喟，《浮想录》只是先生对自己思想的记录，并不准备立即发表，所以其中一些议论更为放言无忌。如：“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欢愚昧。”“‘开民智’是医治愚昧，尚服从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义宣扬愚昧主义则是民族的灾难。”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其深刻之处：“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怪诞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因素，一是封建遗毒的再现，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形成的独裁制的膨胀。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来的，所以‘文革’是中外也是古今的恶性结合。”“政治家着眼于今天，哲学家看到的还有明天。毛主席是个伟大政治家，也是哲学家，在他的晚年把哲学的明天搬到了政治家的今天，所以我们又要退回来。”讲真话固然要有勇气，但更要有水准，淡而无味的真话是浪费唾沫。反思，反反思，《浮想录》以其发人深省的真话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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