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台湾的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致信在美国的罗家伦，谈到自己在读三民主义研究所编印的《五四运动论丛》，对书中孙中山的一段话质疑，并建议罗家伦也读一下此书。

　　《五四飞鸿》留存的书信中最早的是1919—1920年与“五四”有直接关系的几封。此后较多的一批集中于1923—1926年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期，多半来自与北大有关的师长和学友。及至罗家伦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与之通信的政学两界的人更广泛。

　　《五四飞鸿》的出版，为增订已出版的学者书信集带来可能。查《陈寅恪集·书信集》，没有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而《五四飞鸿》中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一通。此信写于1929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陈寅恪得蒙古文版《蒙古源流》，信中提及王国维在自沉昆明湖前，“犹勤校此书”（王静安校本），未能完成。教书与著书两者难以同时进行，陈寅恪遂提出仍领清华教授的薪水，暂不教书，一年完成校注《蒙古源流》，以作学术成果。因陈寅恪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此信让傅斯年同阅。并请傅报蔡元培，此法是否可行。

　　因《五四飞鸿》中的信函多是国内学者发给罗家伦的，自然是罗的私藏，这次出版，个人藏品转为学术公器，有利于学术研究。笔者手边无陈独秀的书信集，未知陈独秀书信集中是否收有《五四飞鸿》中致罗家伦的六封信函。

　　在给罗家伦发信的人中，既有北大的两代五四学人，也有吴稚晖、于右任、张元济、赵元任、李济等文化名流和著名学者。据罗久芳在前言中的统计，50多位发信人全部诞生于晚清末年，有晚清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也有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海归博士。其中，15位曾任大学校长，16位荣膺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50多位发信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深远，他们著作等身，在文化的领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们写给罗家伦的信函值得关注，可弥补内地已出版的学者信函中的遗漏之处。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五四飞鸿》极具审美价值。欣赏那些历经沧海桑田保留下来的学者书札，在书写电脑化的信息时代，具有别样的魅力。信函带有历史的密码和信息，是历史的证词。生于晚清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在信函中多以诗唱和，多用“八行笺”，以毛笔书写，下笔之前，有谋篇布局，一通信函看着比较舒服。而赵元任的信函，从左往右横写，全是白话，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潮。信函中夹杂着英文的汉语音译，赵元任将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写入信，胡适将皮克匿克（picnic，野餐）写入诗，这是彼时海归们的语言特点和文字游戏，今天来看，俨然成了语言化石。

　　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旧墨，传递出学者的性情，书艺的韵味，让人游目骋怀，像于右任、徐悲鸿等本人就是书画大家，写给罗家伦的信札，至今日成了千金难求的艺术品。古语说字如其人，看徐悲鸿手迹，龙飞凤舞中有骏马的狂傲和不羁之气。张元济的信函如行云流水，一派典雅谦恭，执老礼，信函收尾处是“弟元济顿首”。那时学者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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