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情”是求美,是高标准。围绕着这个理论,他还分别与社科院的江枫教授、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进行过论战。
这几次论战都很“火爆”,有的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据说,王佐良先生当时真的动了气,表示不再在刊载论战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是没过几年,两个翻译家在某讨论会上见面了,许渊冲没事人一般拿着自己的新书送他,请他斧正。王先生无奈地笑说,“你以后少批评我两句就行了。”
还有一种非议是针对他的性格的。他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大大方方罗列出了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英译的《楚辞》,有的美国学者说是当算英美文学里的高峰;中国人英译的《西厢记》,有的英国出版社说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而这个中国人就是本书的英译者。”这些话完全不按中国式谦虚的套路出牌,难免让没接触过他本人的读者感觉“自大”。
当然也有很多读者喜欢这种“直性”:“自我彰扬比之窃窃自喜,更显光明啊。”
这只说中了一个方面。在采访中,记者的感觉是,他真诚地认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旗,每个人脚下都是通向世界的路途。他在“文革”中曾饱受苦难,但后来仍然庆幸自己没留在国外,因为“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
他的话题老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里面充满着对民族文化的骄傲:
“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独一。”
“我们中国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文化上正处在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不要妄自菲薄。”
也充满着对民族文化不能成为世界主流的焦虑:
“美国说我们没有民主,我说民主有两种。他们的民主重视‘民治’,我们的民主重视‘民享’,为什么说我们不民主?”
“在文化上外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理解错了外国人,我们现在要把真东西拿出来,纠正这两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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