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做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宮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划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读经社会”导致的僵化与阴暗腐败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作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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