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也出现了阴暗与腐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的现象，“遂至忿争，更相言告”的现象，“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现象，都有发生。“举秀才，不知书”的批评已经成为民谚（《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反映儒者徒有虚名的情形相当普遍。顾炎武以为这种“滥举”的现象，“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顾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评价：“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而回避社会矛盾的处士们明哲保身的表现，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在腐恶强权压力下，也有蔡邕悲剧的发生。蔡邕虽高名大儒，却有附从董卓的言行。据说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相遇待”，蔡邕于是“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杀董卓，蔡邕流露出哀伤之意，受到严厉惩处，最终死于狱中。宋人张耒《权势》诗写道：“颇怪蔡中郎，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汉家。”或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有人甚至说他“附董卓，以身殉之”。于是亦有“晚节不自守，一跌变前躅”的批评。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鼔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诗句。人们在惋惜其才学的同时也会想到，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燋”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动。嵇康发表的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宣言，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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