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曾应秦相范睢的邀请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子，问：儒家究竟对国家有无益处？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下顺矣。”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听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称“善”。这是儒家思想在秦国的首次正面宣传，并且取得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荀子还向范睢指出秦国“无儒”的问题。这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深刻思考。

　　第二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吕不韦。他原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把囤积居奇的商业策略用于政治，资助沦为质子的异人当上秦庄襄王，而他自己则成为秦国丞相。吕不韦是干大事业的人。他一生干过好几件大事，编纂《吕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嘉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的吕不韦，他能够突破学术派别门户的限制，在预见到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单独任用先秦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必须博采众长，重新整合诸子百家。《吕氏春秋》编纂的意图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术根基。这个意图在《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这是只看到它综合诸子百家的一面，而没看到它以儒家为主的另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的，《吕氏春秋》“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

　　战国后期，这两位肩负学术融合使命的人物，无独有偶，都跟秦国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会对秦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呢？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而这种“无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却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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