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书院虽被收编，但从教育层面来说，反思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在现代国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运行还是很有意义的。从南唐白鹿洞书院开始，九百年来传统书院在官学体制之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由讲会、师友谐和、学修并重等，书院教育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进入现代中国，因为经济支持缺乏、人文教育匮乏、教育体制西方化等问题，书院成为相当微弱的力量。但从国学的角度来说，书院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两者同根并生，虽难言在未来中国能否有更适宜的教育形态来促进国学发展，但书院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一种方式。退一步，就中文大学现行的书院制来说，也很有价值，对成长期的学生养成良好的文化心灵、生活理念以及交友之道都有重要意义。

道统流传：鹅湖学社

　　因为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的影响，台湾早期以历史学、汉学研究为重，这自然也在国学范围之内。但这条学问路向很专业，在国学教育、传播上的影响不是很直接，因此真正在台湾思想界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群体是鹅湖学社。

　　鹅湖学社与新亚书院一脉相承。1975年，在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支持下，王邦雄、曾昭旭、袁保新、杨祖汉等人创办了《鹅湖》学刊。三十多年来，鹅湖成为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培养了几代儒家学者，出版了大量著作，在自由主义、士林哲学乃至汉学盛行的台湾学界挺立起了儒家义理之学。除此之外，鹅湖还有两个相关的影响。一、杜维明、刘述先等旅美教授向世界介绍了新儒家的思想，让儒家文化初步走向了世界。二、80年代后，新儒家反哺大陆学界，1986年方克立、李锦全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项目，是大陆儒学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契机。

　　学术领域的成就无须多言，重要的是鹅湖学社对大陆有什么借鉴意义。首先，可以看到，主持者之影响是学术团体发展的基石。徐、唐、牟三位是鹅湖成其为鹅湖的关键所在。当今大陆学界缺乏较成型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断层，没有德高望重的学者主持。其次，鹅湖是植根于台湾较好的文化传统这一大背景下的。鹅湖诸君，不仅有学院里的师生，而且还有像李祖原、陈癸淼等经济政治人士，而王惕吾、刘振强等传媒领袖也给予支持，这都是鹅湖得以发展的基础条件。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群体，需要国民普遍的文化素养为其深层的土壤。由此我们可以说，大陆现在的国学热为以后能够形成有力量的国学研究群体打下了基础。再次，在教育传播、社会活动上，鹅湖有鹅湖书院，但主要是面向高校的学生；对社会活动则较少参入。鹅湖之保守，并不一定是最佳的，但相较于无处不在的文化运动、文化博弈，鹅湖自有其价值。这也告诉我们现在在大陆宣传国学，也一定要有所操守。

国学在民间：全球读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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