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机缘,国学依然很微弱,少有热心人士推动国学,经典教育也不盛行。就与国学相关的文化机构来说,香港较有影响力的有孔教学院,是香港认可的孔教主持机构;还有法住学会,由唐君毅弟子霍韬晦创办。这些机构都做了一定的国学推动工作。
可以说,香港的情况很特别,不能希望其国学教育与实践有多大的成就。但反过来看,将香港理解为大陆与世界的连接点,如果在香港能够推行国学,也就能够让世界更多地接受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属于未来应有的发展,香港现有的国学因素并不多,这与国语在香港的境遇类似。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广义的文化产业来理解香港的国学情况,这是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香港有一个较好的文人阶层,在文学、报业、影视等方面有深入的融合,中大哲学系教授郑宗义就曾在无线写剧本,这很有趣。另外如金庸,金庸的写作不是文学式的,而是以商业的方式写出了武侠文化这一产业。武侠实是基于国人的文化心灵而来的,方能流行开来,所以这完全可以看做是国学在现代的应用性发展,而这一发展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并加以延续的。
反观大陆
说港台,说国学,最后的关照总是大陆。这不是因为笔者生在大陆,实际上港台的学者也总是如此。如果说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故乡,港台就是自由闯荡的游子,两者之间的关联十分自然。四五十年代时,港台老一辈学者大部分是从大陆过去的,这一阶段是港台借助大陆资源的时期。到了八九十年代,港台有了较大的发展,又反哺回来,给相对闭塞的大陆带来了新的气息。进入新世纪,随着大陆整体的发展,儒学、国学的发展动力更多由大陆提供。这三个阶段就构成了港台与大陆的文化互动的基本情况,而经过如此三次流动,三地的文化形态都进入相对稳定期。不过,港台相对偏小,不足以成就一个大的文化脉络,国学未来的深入发展必须由大陆来实现。而港台的发展自然也会随之前进,这可以看做未来的第四次互动。
回顾港台国学的发展,除了外在条件困难之外,自身并无大问题。虽然在学界内部也有激烈的讨论,但并没有在社会层面引起争议。而随着大陆国学的更普及、更深入,却引发了对国学的一些质疑,比如说政治儒学、儒教运动等等都招致很大的反对声音。这自然是国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有大陆特别的政治文化背景,但港台的实践依然值得借鉴。它们所昭示的社会上有实践、学术上有成就、政府上有支持,三者都是国学的未来发展应有之义。
大陆说“国学”,而国际学术界则说“汉学”,这是很有趣的差别。实际上,这两个词都是过渡性的。“国学”意味着我们面对西方文化需要强调国学来自我定位,而不是在中西会通中做出的理性选择;“汉学”意味着国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历史以及地域的意义,从而实际否定中国文化之普遍价值所在。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真正融合,这样中国与世界都能够客观地理解、把握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国学”,还要成为世界的“中国学”;而现今民众群体的初始性的“国学热”也应该发展为较成熟的“文化热”。虽然这还很遥远,但理应是国学下一阶段的发展,相信一定会实现,即使过程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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