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我们知道三苏与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当时宋明理学正处于形成期，不知他们是否有过往？彼此的理论是否有交锋？

　　曾枣庄：三苏不仅是宋代著名的政论家、政治家，而且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北宋理学的真正对立面。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传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他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不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引导，使之不越轨。这可说是苏洵《六经论》的中心思想。苏洵《辨奸论》不点明地批评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之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三苏都是融儒、释、道为一体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晚年著《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公开反对以周、孔之言定佛、老之非，认为“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那么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为是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

　　读书报：历史上父子、兄弟名世者很多，但一门三父子就占了宋文六大家中的一半，连十八岁死去的苏洵幼女都很有文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是怎样形成的？

　　曾枣庄：原因很复杂，这与自古以来四川文化较发达有关，在元代以前，四川文化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汉赋四大家除贾谊外，其余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唐代诗风的创立者陈子昂是四川人；李白虽未必都生于四川，但至少青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杜甫虽非四川人，但他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九百多首即三分之二是在流寓四川的八年中写的。无论婉约词（《花间集》）还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都产生于四川。宋代刻书业很发达，眉州就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这些只是出现三苏的大环境，至于三苏出现的具体原因，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二是靠妻子的支持。

　　现在很多人喜欢以家学渊源、师学渊源自炫，但家学、师学远没有自学重要。苏轼兄弟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们亲授以书，成了他们的家庭教师。她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十岁以后，则是以父为师。苏洵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苏轼，他非常推崇颜醇之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兄弟一生是牢记这一“先君之遗训”的。苏洵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回忆说：“自少闻先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