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硝烟平息之后，何兹全转到公办的省立六中，潜心读书，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在主席任上，何兹全还遇到过一次学潮，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新派是对的，但办事往往没技巧，操之过急做傻事，学生群情激奋被利用，最后获胜的是旧派。那之后，他真的“笃志好学”了。

　　1930年他初中毕业后，闯荡到北平读高中，考上了辅仁大学附中，语文老师是台静农。在辗转了几个学校后，何兹全终于高中毕业，于1931年报考清华、北大、山东大学，被后两所录取，他选择了北大。

　　但生计成了问题。在北京读书，要两百块大洋，是地方高校费用的一倍。还好，他的仙槎大哥当时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不仅负担了他的花费，而且为他写信给傅斯年。何兹全拿着哥哥的信，受到了傅斯年的热情接待。傅斯年对这个新生的教诲很“老旧”，学好外语和古汉语。何先生老了还摇头，说，自己两样都没学好。

　　老北大录取学生不分系，文理也不分科。学生考取后自行选系，自由转系。何兹全是从政治系转向历史系的。他上过胡适、傅斯年、钱穆、王镛的课，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陶希圣，正是通过陶希圣，何兹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历史观的影响持续到了今天。说到“辩证唯物主义”，何先生有些许不好意思一般，问我：“你们现在不讲这个了吧？”“你们年轻的，都不信了吧？”

　　胡适、傅斯年、林伯渠这样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史书上的一个时代，而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大学是学术的起点。何先生在大三时，第一次发表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之后又发表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等6篇文章，其中《中古时代之中古佛教寺院》得了五十多元稿费，买了个德国相机，好不得意。他的毕业论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指导老师陶希圣给了88分。那时候，他已经在史学界崭露头角了。但他不这么认为，那个时代的史学界出了很多大家，他不过是附时代骥尾而已。“那是个好时代。”他说。

　　大三时还有一件事，何先生一个圈子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名叫“玛宁寨”的非正式组织（因为大家彼此见面问好“morning（玛宁）”），成员包括北师大教育系的朱启贤等人，大家思想倾向接近，都爱国、关心社会和教育、认同民主、温和改良、部分接受社会主义。1934年，以朱启贤为头儿，大家创办了《教育短波》，一份给乡村小学教师增加资讯的综合性刊物。杂志得到了陶行知等人的支持，请钱玄同写的刊头，找陈立夫要的资助。《教育短波》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构成了何先生人生中重要的一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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