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何兹全毕业了。傅斯年有意接收他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思源则可以送他去日本留学，何兹全选择了后者。可是，在日本的一年是极不愉快的，他紧张、迷茫、彷徨，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报国无门，读书又静不下心来，以至于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回国静养。

　　那时何先生的志向是做学问，研究中国史，回国后本来可以也应该去史语所，但他忌惮研究所里的科研压力，决定先到《教育短波》杂志社，半休养半调整，结果一入红尘尽染埃。朱启贤清高狂狷，给陈立夫写信以兄相称，跟90多岁的杜威论辩也毫不礼让。何兹全和他共同办刊，期间有理想，也有私心，有精诚合作，也有过争执分歧，几乎闹到绝交，两人是最好的朋友，结交最深，摩擦也最多。何先生不愿意说编辑部的故事，那“只是在社会上瞎混，瞎混了好多年”。他认为这是人生选择的一大失误。

　　其实，即使在杂志社“混事”期间，他也抽空写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原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商务印书馆在“八一三”淞沪战火中被焚，稿子下落不明。

　　1937年7月7日，何兹全去前门车站送朋友，车却停开。谁都没想到，卢沟桥已经发生了战事。

　　战争爆发，社里开始考虑将杂志社迁往南京。7月下旬的一天，社里决定派何兹全先行南下考察选址。当时，他正在伏案翻译日文的《农业资本主义》一书，通知来得急，他想着去两天便回，译稿摊开在桌上都没收拾，被子也没叠，便走了。不料想这一走，就是十多年，再回北京，已经是建国后的1950年，换了人间。

　　逃难、跑警报、躲飞机，南京，武汉，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在武汉滞留期间，何先生继续办刊，结识了陈独秀，在国民党组织的青年战训团担任教官，给流亡学生讲授“中国民族革命史”课程，期间的一件大事，是“抽空”与郭良玉女士结婚。

　　何先生的婚姻，是真正的倾城之恋。两人在北京本就相识，“八一三”时，两人都在南京，何兹全设法弄到了两张开往汉口的船票，连夜将郭良玉接走。不久，南京沦陷，继之以南京大屠杀。

　　两人脱险到汉口后，便结婚了。当时没有婚仪庆典，之后有70年的厮守，白金婚。仙槎大哥给的400元礼金，两人也一直没舍得用，存到抗美援朝，捐了出去。郭良玉是个急性子，小时候就幻想着要练飞檐走壁的功夫，抗战期间在国际宣传处的对敌科上夜班，负责收听日本广播并翻译成中文，蜡纸刻印了供国民党中央做参考。结果她跟领导吵架，丢了工作。晚年坐在轮椅上要何先生推着走，还口齿伶俐地指挥人。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