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次子高明(即王仲闻)，这时也已结婚成家。他不仅长相酷肖王国维，而且在“独立之精神”方面，亦颇有乃父之风。他原先就读的育才公学是教会学校，每逢圣诞节都要放假开会庆祝。他就会同另外两位爱好古文的同学向校方提出，孔子生日也应放假庆祝，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并且不顾学校当局反对，在“孔诞”当天不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将他们三人开除了。就这样，他高中尚未结业，于1920年考入邮政，捧上了“铁饭碗”；随后，由潘夫人帮同定亲和操办婚事，在上海安了家。他从基层邮政一直干到民国时期的邮政总局业务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当上了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可以说，在其先父王国维为之铺就的职业路上，他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较为顺畅地走过了前半生。然而，进入他“知天命”的20世纪50年代，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审干”被定为“特嫌”，降职在邮局窗口“卖邮票”；继之“反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到中华书局做“临时工”(编外编辑)。他擅长文史校勘之学，尤精通宋词，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承传观堂学术薪火，先后校订《人间词话》、校注《李清照集》，特别是协同词学家唐圭璋参订《全宋词》，在词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劳绩。然而，“文革”爆发，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1969年的清队中，他被打入“特务集团”，不堪批斗凌辱，乃以近古稀之年避开家人，喝下“敌敌畏”惨死于居民院内的公共厕所，他收集、校勘、研究宋词所得撰成的《读词识小》书稿，亦随其自尽而俱焚了……

　　王国维在当年的乱世中，曾“千秋郅治想贞观”。他当然不可能料想高明在他身后数十年会有如此惨酷的遭际；然而，就算眼前祸福，又岂易知？且让我们回头来看王国维生前最为器重，又欣喜他能有“一生幸福”前景的长子潜明，在与罗女孝纯婚后的头几年，曾从上海调至天津海关，寄居于岳父罗氏家中；天津海关新建公寓落成，小两口迁住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1925年5月，就在王国维迁居清华园不久，潜明奉调上海海关，单身赴沪；随后由潘夫人陪同罗孝纯去上海，帮助觅屋安家。王国维还特别叮嘱，新居“最好在同一里，照应较便也”。这是指他原先在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寓所，留给了高明小两口居住，所以潜明的新居也在吴兴里，以便于两兄弟相互关照。孰料，仅隔一年，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年仅二十七岁的潜明的生命！

　　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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