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对于影视媒介对小说的宣传作用，您作为一个传统作家怎么看？

　　熊：时代选择个人，而不是个人选择时代。你只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轨迹，才不至于无所适从。以《张居正》由小说而至影视为例，你可以不喜欢后者，但肯定要研究后者，因为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媒介之一。现在电视剧在播出，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关注，但作为一个作家，有人关注作品总是快乐的。而且，我写这部小说和编这部剧的态度都是认真的。因为写的是历史人物，事关历史。人不能戏说历史，应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作为一个作家，我把我的历史观尽量正确地告诉给读者，这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

三“看”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记：您刚刚说到要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戏说历史。但事实上，只要是文艺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会涉及虚构。这是否成为悖论？

　　熊：我觉得不是悖论。虚构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对可能发生的故事作出逻辑上的合理推断，它符合历史观，并非完全杜撰。而戏说是不顾历史真相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不负责任的演绎，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观点。所以说，虚构可以，但戏说不可以。

　　历史本身是朴素的，展现给我们每个人的也是纯粹的。如果创作上一定要表现出和历史事实格外不同的东西，也一定是在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后再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说就说。

　　记：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我们也正好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您在写作中是否也会不自觉联系当下？

　　熊：一个作家在写作中一定要有自身的要求。他要写什么，他应该写什么，这是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态度和责任，也是一个作家自始至终都应该坚持的。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东西也许可以借鉴。写作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可以借古鉴今，但绝不能借古讽今。借古人衣钵浇今天块垒，那是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我愿意让小说启迪读者对今天的思考，但不会让古人穿着龙袍说今天的话。

　　我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超过清朝。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或者说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如果非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和文化内核，那么可以从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过程中寻找到一些困扰我们的答案。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其实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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