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讲真话、办实事的过程。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已经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点。完成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改革者运筹帷幄的宏观把握，更需要他们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
记：您的作品中，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用人策略上的“重用循吏慎用清流”。这是否可以视为过于实用主义？
熊：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成就，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使中国的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立功者，就是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将民族引向繁荣富强的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需要的人才是乐意立功的人。但是，儒家圣贤将立德者凌驾于立功者之上，这实际上是误导读书人一味地重视道德而轻视事功。
张居正认识到重道德轻事功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因此一反积蓄千年的常态，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跻身官场，虽不肯钻营，但为了做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讲原则而不拘于原则，讲操守更讲变通。清流则不同。他们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的名誉。在张居正看来，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做好人只讲求个人操守，做好官必须有大局观念。所以从戚继光与海瑞身上，就能看出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委以重任。而无论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却坚决不用。
记：尽管有着强大的政治智慧，但张居正身后没有得到善终，这是否一种历史的遗憾。
熊：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在削弱巨室特权的同时，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张居正改革对当时明朝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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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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