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明曾经十分向往，甚至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后来中国人民由于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即便是合理的东西也曾遭到某些中国人的拒斥，这种行为是幼稚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锻炼，中国人民在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更加趋于理性。毛泽东提出的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邓小平提出要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等，既是这种理性态度的集中表现。世界各种文明形成有先有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不同文明之间，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儒学能够为文明对话提供什么
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我们都说“包容”，不错，但谈中华文化只讲“包容”可能不够，要从积极意义上来了解。用“会通”，我觉得更为恰当。我今天要宣传“会通”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中国优秀文化里面一个核心的东西。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在《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
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会通之学”善于互相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能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第二个，他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他，并吸收它的优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第三，中国古代思想善于融会、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我国人文学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中外会通与贯通。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很久以前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将中西文化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在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必要消除这种体用关系的对立，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上的体用合一和中外贯通。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孔子是集大成者。他继承古代的传统。清华简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反映儒学集中了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历史积淀。
在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一行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文明。这点过去没有注意到。考古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原地区，从安阳的发掘做起，一直没有出华夏这个圈子。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田野工作大量开展，才逐渐地认识到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共同缔造的。我们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多因素多源、多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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