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生除读通梵文外，还兼通古代中亚的多种语言，包括藏文、蒙文，如果以此用于音韵、训诂，或作文化比较，当会大有发明。然而他说：“此非我所注意也”，他所注意者有二：一是历史，一是佛教。他在国外留学十多年，主要潜修印度古代语言，目的是求正确理解佛经原意，以便研习佛教经典的内涵。佛教早期是通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的，佛经便有中亚语言包括藏文的译本，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还同时学习了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
陈寅恪之所以研究佛教经典，是因为佛教对我国影响很大。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古史，与佛教的关系尤大。至宋朝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有佛教思想的踪迹，此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还推论，凡是外来文化入传中国，必须要经过本土文化的吸收、改造，才能在社会上得以流传。这一论说，至今看来仍然正确。
治学影响——
斯人已逝，教益长存
十多年的语言研修，陈寅恪于音韵、训诂已很有造诣，他并未就此止步，而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他摆脱清代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开辟了从文化层次剖析历史的先河。他留学德国多年，却不以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所代表的追求史料真实的史学学风为依归，与当时欧洲新兴的从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探讨历史，殊途同归，他也超越了兰克的史学，代表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而为世界学术界所尊重。西方唐史权威崔瑞德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曾说“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第二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又说：“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日本专家池田温在《陈寅恪先生和日本》中说：“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遑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陈先生）诸说影响者盖鲜矣。”
他身体力行，在上世纪20年代后，将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新高峰，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时，陈寅恪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当时学术文化的种种弊端。所谓“弊端”，统而言之，即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未能学术独立，又说：“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吁求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共同克服之。从年谱长编可以回顾陈寅恪毕生为提高我国学术地位的奋斗历程，其为国进取的志愿，提倡独立、自由创新的精神，重温其意义深长的教导，后世学者或可以为榜样，从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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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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