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文化交流并不总像我们今天看来那样，是一种多少自觉的文明往来。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互相了解长久缺乏。即使到了近代，在交往已经相当频繁的东西方之间，依然如此。这种缺乏，轻则荒唐可笑，流为谈资，重则岭树遮目，产生隔膜乃至敌视。比较之下，东方人的表现稍好；而这稍好，却也有其不得已处。印度沦为殖民地达数百年，印度人不得不以惊魂面对挑在枪尖上送来的西方文化。中国人则是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后，痛感弱国的屈辱，方才认识到万里之外，也有应该学习的知识和真理。自此始有众多的志士仁人踵接于西行“求法”之途。向“非我族类”学习，也只是说来容易。理论上，体用分家从未停止其绊脚索的作用；实践上，渊源殊异，睹面不识，否则不会有严几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叹。然而，正如季先生多次说过的，中国人愿意学习。这种学习精神，集中体现在鲁迅先生对于“拿来主义”的强调上。在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半个世纪以后，季羡林先生又提出了“送去主义”。两种“主义”的目的，都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往来，以利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共同繁荣。“拿来主义”提出数十年后，我们还在不断地拿来。“送去主义”的卓然成就，恐怕也要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之后，才能见到。20世纪末，季先生创议并策划出版“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是他为实现“送去主义”而迈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不久，《蔗糖史》第一编纳入“集成”首批论著出版。这意味着，作为倡导者，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他仍然身体力行，坚持站在这一长久事业的起点上，亲为发轫。

　　阅读任何学术著作都不是轻松的事，《蔗糖史》也不例外。它是一部内容涉及广泛，讨论问题复杂的鸿篇巨制，论证所用的资料异常丰富。季先生自己也曾担忧它是否好读。他把自己这部著作形容为“原始森林”，担心它“林深枝茂，绿叶蔽天，人迹不见，蹊径无踪，读者钻了进去，如入迷宫，视野不能展开，线索无从寻求……”为了帮助读者顺利阅读此书，出版社同季先生商量，希望在这个第一次以单行本面世的版本中，附一导读。季先生欣然同意，并把事情交给了我。写导读我是没有资格的。《蔗糖史》两卷我虽读过，但绝不敢说已经掌握了它的所有内容，透彻理解了它的种种意旨。读一部广博精深的书，固不必等到自己也具备了同等的学识。但是，学力不逮却强充解人，便难免自以为是而逞无知妄说，结果反会乱人耳目，陷读者于歧途。退一步讲，即使侥幸而无大错，仍不免引导其名，胶柱其实，原著中灵动的才思、潜藏的智慧俱遭埋没，固有的价值也会因而受损。想来想去，比较合适的，还是写一篇读书笔记样的东西，作为一个早读者，在阐明季先生的研究动机以后，简要介绍我的所见，比如说，他的研究方法和书的若干内容等。

“最原始，最笨拙”的研究方法

　　用于《蔗糖史》的研究方法，体现着季先生一向坚持的学术理念，即广集材料，严格考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最后让事实说话，“于考据中见义理”。季先生为写《蔗糖史》而选来使用的，除一切近人的有关论著外，还有中国古代的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诗文集、方志、笔记、报纸、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外国药典、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英、德等西文文献。就类别说，几乎无所不包；就数量说，尽管不是每一类，但其中大多数又都是汗牛充栋。阅读量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穷搜极讨，而后心安。至于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最原始，最笨拙，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把想查阅的书，不管多厚多重，一页一页地，一行一行地搜索”。他查阅过的图书，总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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