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独立的论文

　　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季先生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学本身的研究，二是利用丰富的语言知识解决其他学术问题。关于前者，季先生曾有多篇国际水准的论著问世，兹不具述。至于后者，除多篇具有根本价值的重要论文以外，零星的实例亦常见于各种论著之中。《蔗糖史》即不乏其例。下面两篇独立的论文正可作为钥匙，帮助我们对季先生的学识一窥堂庑。

　　《蔗糖史·国际编》所附《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是对于新疆出土三部写本残卷的研究。它们都是医籍方书，分别用于阗文、梵文和吐火罗文写成，由于涉及糖的药用，故为季先生所注意。他将残卷中所有用糖的药方一一列出，发现，在于阗文药书里，90个方剂中有23个用糖，其比例可谓够大。其他两部梵文和吐火罗文药书的情况大同小异。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糖的应用在这些方书中甚为普遍，间接反映出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医学的用药风格。这种风格与《蔗糖史》正文中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十分一致。这些残卷对于若干植物所具药性的理解和在具体方剂中的选择使用，与中国传统医学颇多相似之处，胡椒、蒜、莲、藕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季先生认为，所有这些，以及多元配伍的用药方式等，都是东方医学的共同特点。

　　《蔗糖史》附录收了三篇论文，其中第一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是对该张残卷的释读，也是季先生最重要，最精彩的论文之一。释读内容充分显示了季先生对于中、印蔗糖，制糖方法及其技术传播的广泛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甘蔗一词，写法很多，其为外来语的音译，当无庸置疑。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甘蔗都有多种，然而粗分起来，不过仅供生食和足资造糖两类。至于成糖，则依品色高下而有多层区分，只是这种区分中国比印度简单得多，仅有砂糖、石蜜而已。石蜜当来自梵文SarkarA，残卷中的“煞割令”即其音译，为最值得注意的高质糖品之一。不过，汉译佛典也曾不止一次将梵文phANita译作石蜜，何以如此，却迄无的解。至于制造“煞割令”的具体方法，原件在“小（少）许”一语前有所脱漏。季先生据印、中古代文献内多处对于造糖所需填料的具体描述，补以“灰”字，遂使原文语义贯通，意旨明了。文末的“后记”和更后的“补充”虽然在形式上游离于论文主体，但在内容上却仍可视为其有机部分。“后记”300字，解决了一个“挍”字的合理解释问题。“补充”纠正了前者的一句误判，而就自己对于“挍”字的解释，则又提出了大量例证以为拥护，卒使论文更加完善。论文所研究的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却始终可观而不可玩。难以排除的主要障碍在于不知“煞割令”是何所指。季先生经过苦思后揭破了它的意义。症结由此化除，残卷的全部内容亦随之通解无碍。

　　季羡林先生以他博洽精深的学识和超过常人的毅力，为我们写出了糖的历史。他的研究成果，尽管他仅引一句“虽不中，不远矣”抵作评价，在我看来，却是充满了不争之理。《蔗糖史》规模宏大，视野宽阔，引据繁博，申论沉稳，烛幽发覆，见解独到，以我的浅陋，实不足以对它做出充分的介绍和允当的评论。我仅有的希望，是没有在“原始森林”中乱施斧斤，最后传达了歪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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