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兰普勒希特在这时并没有使用“新史学”这一词语，只是使用“新的”、“旧的”史学这样的区分。

[8] 当然，这种表述不能过于绝对。虽然传统史学倡导描述，但在具体的史学撰述中难免概括和解释的成分。

[9] 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就持这种观点。他先后在代表作《元史学》和《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表述和强调他的这一主张。在2000年与伊格尔斯进行的争论中仍然强调和坚持这种看法。

[10]关于这一区别的由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学者称，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发展已经十分引人瞩目了，但是它并不像法国那样影响巨大，缺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师。

[11]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The Free Press, 1965. 最早的版本为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1912年。《新史学》中译本，最早的是何炳松译1922年本，又有齐思和1964年译文本。

[12] 参见Ignacio Olábarri,"’New’ New History: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1995, p.1.

[13] 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年创刊。

[14] 转引自Joan Wallach Scott,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s’ Side of the Story”, AHR, 94(1989): 684. 译文参见司科特《历史学处于危机中吗？》（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5期，第30页。

[15] 同上，司科特文，第31页。

[16] 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History, AHR, 94(1989): 660.译文参见哈默多：《历史研究的官僚化》（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4期，第27页。哈默多说：“让我们无论如何承认：历史学的范围在本世纪已经扩大了，它已开始考察基本上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团体和社区了。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加之更加丰富多采（彩）的观点和更加强烈的同情新，完全可以抵得上为文化孤立和学识渊深所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史学家仍能充当预言家、诗人、演说家和教师的、比较单纯的早期时代。”

[17] 有的学者指出，美国文化的“大熔炉”和“大拼盘”的状态和特征是兼而有之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

[18]有些德国史学家在德国纳粹掌权后逃到美国避难，战后就没有再回到德国。参见伊格尔斯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

[19]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国内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以下论文中：罗凤礼：《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125页。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4-37页。王建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第11-14页，等等。美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的认识，见：Herbert G. Gutman, "The Missing Synthesis: Whatever Happened to History?", Nation, Nov. 21, 1981, pp.521, 553-54. 卡尔·N·戴格勒，《美国史求索》，《美国历史评论》，1987年第92卷， 第1页。Carl N. Degler, "In Pursuit of an American History", AHR, 92, (1987): 1. （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9-90页。）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