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思潮。康有为的新儒学既主张“保教”，又主张对其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既接纳现代化，又展示了比西方现代性更为美好、更为完善的大同前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既认同又革新、对现代化既有批评又坚持导向的品格，是比较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严复则可视为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先驱，他激烈抨击专制主义，但又认为取消君主政治“其时未至”，他批评康、梁等“鲁莽灭裂”，主张变革过程中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这些与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所强调的渐进主义与秩序原则是契合的。至于激进主义，我认为也可以追溯到戊戌思潮。被归为激进主义一脉的各种思潮中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而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言说被中国思想家关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戊戌思潮还是力主大刀阔斧式的现代化变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因此，作为现代性思潮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是从戊戌时期开始且相伴而生的。
郑大华：我也不赞同以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因为19世纪中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文化主张，虽然是后来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至远至深的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述，但在当时它不仅不具有保守的性质，相反还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想，在19世纪中叶还有什么样的文化主张比“中体西用”更激进呢？没有。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对西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学习西学就是“以夷变夏”的情况下，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论，一方面强调中学之“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肯定西学之“用”的辅助作用，主张破除成规习见，引进西学以弥补中学之不足，从而实现以中学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之间的调和与互补。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中体中用”文化观的否定和突破，从而为学习西学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中体西用”成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后来的事，是后来社会发展了，人们对中学和西学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步了，但在当时它并不具有保守的色彩。我也反对将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头衔戴在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以及他所代表的维新派的头上，因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托古改制”亦即维新变法服务的，不具有保守的性质，也不是文化理论而是政治性的论述。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正式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戊戌时期的张之洞因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论的系统阐发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团体是辛亥时期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国粹派。国粹派基于对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反省和认识，既对那种脱离中国文化生命机制的“欧化”主张表现出严重的不安，也不赞成一味守旧，拒斥西方文化的一切因素，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精神加西方的物质。而这正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有学者反对把国粹派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主张反清革命，是革命派。这种说法混淆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化激进主义最早也是在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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