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和如何建设新文化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性”、“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提出保守或激进的文化主张的目的，都是出于振兴中国，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当然，其主张在客观上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们都不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方向和道路有所不同而已。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路；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正因为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再加上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者是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成了保守者，或者是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又成了激进者，或者是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
何晓明：余英时认为，保守就是维持现状，而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足点，“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姜义华则认为，保守主义显然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如尊重传统、尊重权威、维护民族主义等等。因此，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但我以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不是谁强谁弱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从社会实践的基础看，双方都有可以依凭的利益集团作为社会基础。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就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大目标而论，双方绝无分歧。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保守主义的理性思考更为辨证；而在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构建方面，激进主义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更有利于难局的突破和道路的拓展。如果说在国难当头、时局危急的当年，人们无暇坐而论道，那么在政治安定、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理应以平和的心态和科学的精神来辨析两者之间的共生互补关系，以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俞祖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很明显，双方有过激烈的交锋，但两者之间的互动也确实很多很密切。譬如，他们都有着强烈而深沉的民族主义关怀，但表达的形式不一样，并选择了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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