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我想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
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古代近代文化数千年,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什么玩艺儿啊他!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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