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诏书来，让福建抚臣过问此事，又过了一年，福建抚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依大明政府的思维，为一些国民境外的死伤而动武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政府开始知道保护侨民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晚清最后的时光，光绪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议下，政府废除海禁政策，颁布新条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说句不客气的，清政府这个时候，也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无赖”商贾和“贱民”华侨从理论上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护依然谈不上。梳理了这个文化与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马嘉理事件、能方济事件，对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来讲，它根本就是战争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当然就只能是借口啦！

　　对于外国发动的战争，当然可以愤怒，但愤怒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对于历史的全方位认识。比如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清政府自己都承认，乃是政府官员失信于洋人所致。实际上政府失信，只不过需要替罪羊而已。慈禧政变成功后，就把失信于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身上。还有，教材在描述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尽人皆知的话，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这种怒骂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安慰。不过，反过来看，则让人不舒服，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

　　再举个例子，洋务运动时期，一提起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人们备感自豪。说穿了，这是国人的一种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大一统，天下和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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