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明日报》上开辟“中国路径”这么重要的一个论坛，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应该有别于纯粹西方人的立场，也应该有别于不是专门做国学或者中国学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这种区别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路径。西方人把西方的东西作为他们学术的参照，这是合理的；我们把中国作为主体，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站稳这个立场，而是过多地考虑平衡也好、中立也好，其实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想谈谈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路径”的研究，在方法上离不开比较，离不开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从比较考古学、比较古典学、比较思想史、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这是进行“中国路径”研究的比较科学的，同时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方法。从比较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的原则立场能够理性与公正，而不会成为什么“中国中心主义”。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不是谁一家独尊，而是我们承认各自的特殊性。
第三点意思呢，我想说我们应该从实例出发，从一些有“中国路径”特色的实例出发。比如组合数学。数学有两类，一类是我们都知道的做数值计算的连续数学，另一类是组合数学，也就是离散数学。组合数学是什么？我们搞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的河图、洛书。洛书之学，在数理上就是个“三三幻方”，不同行列的数相加，都等于十五。这不是一般的数学计算，这是组合数学的先驱。这是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公认的。组合数学是电脑发展的基础。这是数学领域里的“中国路径”在全球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谈得非常好。大家都谈到，近代以来的大学者都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切入的。这也是时代使然，只能这样。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笔大的思想遗产，会对我们的讨论有很丰富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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