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开展，我们全家积极响应号召。大哥王庆新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军[注: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二哥王庆同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参军；姐姐王令三在北京协化女中参军；我在北京弘达中学也报名了，只是年龄偏小没有被批准。父亲对我们的行动都是支持的。

    50 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注: 赵万里，（１９０５～１９８０）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早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１９２５年赴清华大学任教，]先生（祖父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助教，也是祖父的表外甥）找到父亲，希望能把祖父王国维的珍贵遗书、遗物赠给北京图书馆。父亲和在大陆的五叔、六叔商议后（在台湾的继母、弟妹通讯已断绝），将家中的祖父手稿（包括著名的遗嘱）和信札等全部无偿送交北图，总共有两木箱之多。现在想来，应该感谢赵万里先生的热心操持，这批珍贵文献当时一直留存我家的话，“文革 ”劫难中必然会散佚尽净。

    邮政部改组北迁后，当时部内领导曾将父亲列为统战对象，登门探视。随着排浪般的政治运动，他的处境很快恶化。1951 年审干运动中，父亲交代了抗战中曾参加过一个中统举办的邮件审查培训班，学习期间见到过特务头子戴笠[注: 戴笠（1896年--1946年），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曾担任蒋介石时期的最强大最重要的特务情报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内部称其为“戴老板”。]，从而在政治上被认定为不可靠分子。不久邮政部某领导找父亲谈话，说依据他们掌握的材料，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父亲否认，领导说：“你没有入过国民党怎么会做到处长？”父亲也来了火气，说：“我是凭本事当的处长，不是靠入国民党、共产党做上处长的！”这一吵不欢而散，很快父亲被定为特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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